第二十三章

 “专业确定后，再根据自己的高考估分选一所适合的院校就可以了。院校选择主要考虑办学层次、专业实力、校风和地域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以你的成绩来看，可以选择的院校较多，辛老校长和我斟酌再三后，还是认为你报考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比较好。”祖亚庆老师面带自豪地说。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胜地、“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钱学森的故乡、历史名人白居易、范仲淹和苏东坡都曾经主政一时的杭州。


 浙江大学的渊源——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清末新政的陆续推进，学校几经更名，历经“浙江求是大学堂”（1901年）、“浙江大学堂”（1902年）、“浙江高等学堂”（1904年）、“浙江高等学校”（1912年）。


 1914年，因学制改革，浙江高等学校一度停办。20世纪初期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先后成立，开启了浙江高等工业教育和高等农业教育的历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实行“大学区制”，每区设立大学一所，统一命名为“中山大学”。1927年7月15日，在原浙江高等学校办学旧址，整合了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成立“第三中山大学”，下设工学院和农学院，筹设文理学院。8月3日，冠名“国立”，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受战火波及，被迫举校辗转西迁贵州。在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校长竺可桢领导下，在贵州ZY、湄潭等地办学七年，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在这长达七年的“浙大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人才，为中国后来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浙大的这段西迁历史后来也被称作“文军长征”。


 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浙江大学由新中国接管，1950年，“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ZJ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的医学院与ZJ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成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高校。


 单就物理学专业来说，浙江大学物理学的发展真可谓一波三折：


 1897年，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开办格致课；


 1902年，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开办物理课；


 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理科类开设有物理课；


 1914年，之江大学开设物理学科；……

 


 1914年，之江大学开设物理学科；


 192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成立，开设物理学门；


 1929年，浙江大学物理学门改称物理学系；


 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擅自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外汇专款挪作他用，物理系教师及多数学生愤然离校，到其他大学执教或转学；


 1936年4月，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物理系师生重返浙江大学，张绍忠仍担任系主任；


 1937年，浙江大学物理系随浙江大学西迁，长途跋涉五千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ZY、湄潭艰苦办学。期间由何增禄、王淦昌担任系主任；


 1952年，中国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物理系被复旦大学合并。部分仍留在杭州的物理系师生则与之江大学数理学系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办学地址在之江大学原校址。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办学方向为工科大学，只保留一个工科物理教研组；


 1957年，浙江大学重建物理系。


 在浙江大学良好校风、学风和教风的熏陶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尤其是1978年12月，著名物理专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浙江大学物理系发展迅速，已跻身国内物理学的前列。


 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己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初迁浙江於潜、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ZY湄潭。浙大长达2600多公里的西迁路径与红军长征路径前半段基本吻合，这一壮举，被誉为“一支文军”的长征。艰难困苦和生死别离，使竺可桢校长对“求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


 1938年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可桢的这项提议。


 关于“求是”的涵义，竺可桢曾作过多次阐述，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学史上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行为。中国也有不少具有求是精神的先贤，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孙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在此，竺可桢已经将“求是”的涵义大大地拓广和深化了，他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竺可桢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他所概括的科学家应取的三种态度，不仅为万千“求是”学子所遵循，而且一直为科学家们所称颂。


 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深刻理解求是的内涵，他不厌其烦地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竺可桢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


 “今天看来，‘求是’精神，不应只是浙江大学的精神，也不应只是做学问的精神。而应是所有国人处事之精神，是所有人为人之精神。辛老校长和我都想让你报考浙江大学，就是觉得你只有到具有这种精神的校园中去学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祖亚庆老师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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